任正非：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

华为企业沟通部最近撰文：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

从人类进步看基础研究

文章说：

『力学和热学基础理论进步，推动了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蒸汽机的灵感，来源于高压锅。经过100多年的改良，蒸汽机从原型到规模应用，开启了工业革命。又经过上百年的探索，内燃机为现代交通工具装上了强劲的心脏。

电磁学为电力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使电力走向实用，电灯的出现，点亮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而交流电系统的诞生，使电力的远距离传输与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

数学与物理的接力突破，奠定了无线通信的理论基础。麦克斯韦用四个方程组，推测了电磁波的存在并且以光速传播。赫兹用实验击发和探测到电磁波，证实了麦克斯维的猜想。马可尼从赫兹实验发现商机，拉开了无线通信产业的大幕。

现代计算机无比强大的功能，起源于最基础、最简单的数学规则。二进制定义了最基本的计算语言，布尔代数实现了数理逻辑运算，而冯·诺依曼提出的存储程序原理，为现代计算机的结构奠定了基础。以计算机、信息通信、空间技术、原子能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式开启。

空气动力学的演进，是航空航天产业起飞的关键。“伯努利原理”使人们认识到不同速度的流体所蕴含的力学特性。茹科夫斯基提出“升力定理”，为飞机装上了理论的翅膀。吴仲华的“三元流动理论”，为现代航空涡轮发动机的设计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科学的发展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进步。爱因斯坦用质能方程揭开了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迈特纳用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化学家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物理学家建设可控核反应堆，共同推开了原子能产业的大门。

没有信息论的建立，人类就无法进入数字世界。“香农定理”为信息通信产业奠定了理论基础。集成电路的发明，让IT产业进入“摩尔定律”时代。而通用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共同语言，软件产业开始蓬勃发展。

人类对光的探索从未止步。丁达尔发现了光的全反射原理，电话的发明者贝尔，利用太阳光作为光源，打通了第一个光电话。高锟提出在电话网络中用光代替电流、玻璃纤维代替导线的构思，直接推动了光通信产业的诞生。今天，光通信已成为网络基础设施，支撑起信息社会的海量数据传输。

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对经典理论的批判。相对论突破了牛顿力学的局限，量子理论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人们认识到微观粒子独特的运动规律。而量子计算的构想，正在为人类带来超强的计算能力。

孟德尔从豌豆杂交实验中，推测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1900年，“孟德尔定律”被三位科学家同时证实。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漫长的基因解码之路，只是人类生命之谜破解的开始。基因科学的持续进步，让我们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更多的期待。

基础研究的历史，是成千上万优秀人才的协奏曲。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等无数科学家的研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观念，也奠定了现代产业的理论基础。』

美国科技四项基本原则

为什么二战后大量的科技成果诞生在美国？

1945年美国发表过一份著名的布什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 （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技体制的理论基础，对美国科技政策的影响非常巨大。

英国现代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布莱克特曾经给科学下过一个有趣的定义：“所谓科学，就是通过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布什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论证了国家出钱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的基础，在于相信基础研究的成果在未来会导致应用研究的突破，然后导致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乃至最后的商业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

哈佛大学著名科技政策专家 Branscomb 将二战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总结为“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基础研究成果是公共产品。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将会导致最终新技术、新产业的产生。尽管基础研究如此重要，但由于科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特点，政府无法做到有效指导科学家们的科研活动。事实上，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通过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来体现的。其主要特点是：政府提供资金，而科学家们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深度（质量）。

第二，联邦政府必须为满足某些特定国家目标的需要，积极地寻求发展新技术。这些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公共产品性质，比如国防、核能、空间开发，和公共卫生。冷战结束，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被列入优先领域的前几条。

第三，政府必需避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帮助特定商业技术的开发，或者帮助指定的企业。否则，就是政府在“挑选赢家”，而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决出胜负。作为企业来说，努力从基础研究和任务导向的研究中找到有用的东西，是它们的职责。

第四，联邦政府的根本任务，是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并在必要的时候指导企业投入的方向（比如，环境友好技术方面）。除了竞争政策里面的反托拉斯法案和专利政策外，政府对于行业的监管还包括职业环境与健康管理局（OSHA），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劳工部等。这些管理部门规定劳动工作环境标准、药品临床试验和投放市场的有关步骤、职工最低工资、废品排放标准等等。

1950年美国成立国家科技基金会（NSF），一方面大力加强国防技术发展，同时增加联邦政府的科技使命。联邦政府采用合同方式外包科研任务，直接和执行任务的各种科技力量打交道，加强了政府对大学、企业界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影响。同时，美国从其他国家大量引进人才，对美国科技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冷战时期，美国将原隶属于国防动员局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还成立了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协调科研管理。

1980年美国出台技术创新法（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明确了政府在推动产业创新中的广泛作用，是技术主动从联邦实验室转移到产业界的第一个重大措施。这项法案促进了政府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同年又出台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贝赫-多尔法案），统一联邦专利政策，允许大多数联邦实验室向美国的企业和大学授予联邦专利的专有许可证。此法案促进了政府同产业界的合作；1982年出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应运而生，此计划并未新增拨款，而是通过立法，规定所有研究开发预算超过1亿美元的联邦机构都必须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来参与该计划；1986年出台联邦技术转移法，为联邦政府实验室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基本框架。

1993年，克林顿政府继续努力扩大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并利用许可证制度和合作研究开发手段等立法措施，更加有效地促进联邦任务定向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华为对基础研究的理解和应用

任正非说，应该看到，我们的本质是“农民”，最大的优点是种地。从事基础研究就如同刨地。也可能种玉米时，插种了一些大豆；种水稻时，稻田里养了一些鱼；但本质没变，仍在主航道上。我们并没有泡沫化，仍旧应继续我们的“方向大致正确，充分激活组织活力”的奋斗目标，不要动摇。虚拟繁荣的梯次性爆破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坚持在ICT这个行业的土地耕耘与不断增加土地肥力上，虽然收益不高，但人类是永远需要土地的。

华为认为，没有基础技术研究的深度，就没有系统集成的高水准，不搞基础研究，就不可能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因此，华为一直在着力打造两个基础平台，一个是基础研究的技术平台，一个是基础管理平台。基础研究的技术平台需要慢慢做，踏踏实实把“尘嚣”一层层沉淀下来，丰富“万里长城”的基座。

在科学的入口处，真正是地狱的入口处。当任正非看到贝尔实验室科学家的实验室密如蛛网，但混乱不堪时，不由得对这些勇士肃然起敬。华为从1998年就开始尝试做一些基础研究，但由于不懂，反而造成了内部的混乱。任正非不由得感叹：基础研究的痛苦是没人理解的，甚至被曲解、被误解，象饿死的梵高一样。走出浑沌，需要数十年理论与基础的探索，冷板凳要甘坐十年二十年，至少在心理素质上就关山重重，任重道远，华为不知是否会产生这样的勇士。

由此，华为主要通过与世界上一些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的方式进入基础研究领域。基础研究的投入风险很大，但华为始终在坚持投入，到现在已经敢于将30%以上的研发费用投在基础研究领域。同时，华为认为，基础研究是国家的财富，国家的科技拨款不应该向企业倾斜，而是要多给那些基础研究所和大学，基础研究出来的成果是国家的，以后每一个企业都能享受理论的阳光普照。

基础研究需要吸引宇宙能量

华为正在通过炸开人才金字塔，打破组织边界，支持全球的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

以下为任正非相关的一些讲话片段：

“我们为什么要延伸到基础研究领域，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网络进步的恐怖式发展，使我们不能按过去科学家发表论文，我们理解后去做工程实验，然后产品，这样缓慢的道路。我们现在就要选择在科学家探索研究的时候，探进脑袋去思考如何工程化的问题。我们不仅要使自己数十个能力中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努力探索，不怕失败。而且要越过工卡文化，大量支持全球同方向的科学家。我们的投资是不具狭义目的的。正如我在白俄罗斯科学院所说的，我们支持科学家是无私的，投资并不占据他的论文，不占有他的专利、他的成果，我们只需要有知晓权。不光是成功的，包括他失败过程的知晓权。像灯塔一样，你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别人，而且灯塔是你的，完全不影响你产业化。”

——任正非在“出征•磨砺•赢未来”研发将士出征大会的讲话，2016年10月28日

『基础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我们和高校的合作，就是通过资助获得知晓知识。因为学院的科学家他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它会领先我们公司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因为，企业的社会功能定位和本性是商业组织，更看重利益所使，会更贴近现实。学院的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们更贴近理想，常超越在我们之前产生知识。他们的先知落到我们公司近万名基础研究人员的漏斗中，形成推动我们产品领先时代的有利能力。我们的研究平台担负向生产转移技术的责任，因此有现实性的局限，目光会短浅一点，我们的视角可能只是五到十年左右的未来。但我们也不是完全只靠自己这近万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去对未来技术的研究，世界一切优秀的企业、世界各个大学和各个研究机构，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学院科学家和教授们研究的是未来，很遥远，处在引领时代前列，点亮着我们前进的航灯。我们判断他们方向与我们大致相同，就开始支持他们，这个支持不光包括投资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可以开放我们公司的研究平台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派一些员工帮教授做实验。

教授的基础研究对整个人类社会是公平的，他们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像灯塔一样可以照亮别人，也可以照亮我们。我们有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产品研发平台，解析这些教授的思想，把它转化为人类的应用，要比任何人都快，以此增强了我们的竞争力，我们有信心坚持这种开放长期不动摇。同时，我们不仅仅只有一束光在照亮我们，还有千万道光也在照耀我们，近万名基础研究人员＋7万多产品开发人员，8万多人，加上未来每年将近20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我们的消化能力又比任何人都强，实际上我们自己就变成了金身，只要我们能谦虚地消化，我们就能领导这个世界！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出了很多钱，教授没有成功。但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你只要把失败的这个路径告诉我们，把失败的人给我们，这些失败的人甚至比成功的人还要宝贵。他们可以补充到我们生力军中去，把失败的经验带到我们其他的项目中，避免失败。合作中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要说这个没有做好，那你能不能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告诉我们哪里走弯了，将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这就是成功，钱花了就花了。我们以这个思想，从中国到日本，再到俄罗斯、东欧、整个欧洲、英国、加拿大、美国、以色列，建立了各个强大的能力中心，合作非常成功。越来越广泛的朋友圈，使我们的实力大幅提升。』

——任正非访问加拿大四所高校校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