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孩子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留守儿童的“课堂”,门是黑板,烧的木炭是粉笔
龙顺兰每天都带着弟弟在村口等爸爸妈妈的出现
春节眼看就到了,这两天,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朋友已经开始回家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很多人最惦记的,就是留在老家的孩子,这些孩子我们习惯叫他们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们能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的长大呢?记得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曾经自编自导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千里寻母记》,是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的电视剧,主要内容是姐弟俩为了寻找外出打工的父母,历经坎坷,这部长达45分钟的电视剧投资2000元钱,历时3天,演员全部是农村的孩子.
《千里寻母记》不仅仅是电视剧
虽然是农民自己拍的电视剧,可是每个小演员都演的很认真,其中演弟弟的那个小男孩名叫龙乾勇,当时只有5岁,他生活在湖南湘西的大山里,就在拍完这个电视剧不久,小乾勇就和他演的那个角色一样,真的成了一个留守儿童,而且这一守就守了三年,现在,小乾勇已经8岁了,读小学2年级,在父母离开的这三年时间里,他过的怎样呢?
湖南省花垣县是湘西的一个苗族自治县,元旦刚过,这里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天气格外寒冷,大雪中记者驱车来到了腊乙村,由于拍了一部电视剧,这个还不到8岁的孩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明星,对于记者的到来,小勇并不感到陌生,依旧和小朋友玩着自己的游戏.
小勇和小朋友玩的是一种被城市里的孩子叫做跳橡皮筋的游戏,但是大山里的孩子却根本没有橡皮筋,只能用白线来代替,即使这样,他们玩的还是很开心,但是这种快乐却是短暂的,只要孩子们一停下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心里想着心事.
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龙乾勇:“我每天都在想爸爸妈妈快回来,爸爸妈妈不回来,没有人给我洗衣服.”
小勇生活在腊乙村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家里生活非常艰苦,龙乾勇的父母是2年前外出打工的,剩下了9岁的姐姐和一个年近8旬的奶奶相依为命,对于小勇来说,对爸爸妈妈的思念还只停留在洗洗衣服,但是对姐姐来说,意义却完全不同.
记者:“他们回来看过你们吗?”
龙乾勇姐姐龙顺兰:“就有一次,以前他们会给我们带东西回来,这次我说要妈妈给我们带礼物,她就不回来看我们了.”
每天打猪草是姐姐龙顺兰必须做的事,由于力气不够,菜刀在这个还不到9岁的小女孩手里来回摆动,看上去十分危险,但是姐姐还在努力地做,除此之外,姐姐还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洗衣做饭.
记者:“你这么小,还要照顾奶奶,照顾弟弟,你不觉得累吗?”
龙顺兰:“不累,只要爸爸妈妈回来就好.”
麻丽,和龙顺兰一样,她也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麻丽的父母在深圳打工,她和3岁的弟弟就一直住在外公和外婆家,在麻丽的记忆里,妈妈是在弟弟还没有断奶的时候走的,这期间,麻丽只见过妈妈一次,却从没有见过爸爸.
记者:“你妈妈走的时候,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吗,你想妈妈的时候,有没有告诉外婆?”
麻丽:“没有说.”
记者:“为什么不说?”
麻丽:“因为一说的时候就会难过.”
与龙顺兰相比麻丽算是幸福的,因为外公外婆的年龄不是很大,所以家里的重活就可以少干点,然而即使这样,麻丽对妈妈的想念还是丝毫没有减,只要一静下来,她就会呆呆地坐在门口望着远方,想着自己的心事.
记者:“想到妈妈什么了,这么难过?”
麻丽:“想到妈妈住院的时候,还回来给我洗衣服,每次我睡觉的时候,她还要给我讲故事.”
腊乙村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村子,全村1000多人,几乎所有的青年父母都外出打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村子里空空荡荡,偶尔看到人,除了孩子就是老人.
漫长而孤独的留守生活
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里没人管,和他们一样的故事,差不多在全国的每个村子里都在上演,终于有一天,有人把摄像机的镜头第一次对准了留守儿童,不过这个人并不是职业导演,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是一个普通的苗家妇女,靠拣垃圾废品撑着一个家,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有小学2年级的文化,用了3天的时间,花了2000元钱拍了一部电视剧,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导演,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田金珍.
腊乙村妇女主任、《千里寻母记》导演田金珍:“写这个剧本还是很困难,我走的地方越去越远,孩子也越来越多,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心里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记在我一个人心里,就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想记在所有人的心里.”
田嫂说,自从嫁到腊乙村,她就一直靠拣垃圾为生,她从湖南到四川,从四川到贵州,拣废品的足迹遍及三省,起初她看到很多留守儿童,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个孩子,不仅让她永生难忘,而且几乎改变了她后半生.
田金珍:“我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人家,里面还坐着一个小孩,正在写作业,他的旁边还放着一个碗,上面放着一双筷子,那个小孩只一个人,如今我还不能忘记他,现在他已经失学了,后来我去打听,那个小孩的学习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可是他的父母却外出打工.”
这个孩子的遭遇,一直烙在这个捡垃圾的田嫂心上,打那以后,她开始留意这样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的守望者,无论何时,只要看到那些孤独、无助的留守儿童,她总要拿出3、5元钱给他们,可是慢慢地田嫂发现,孩子们对钱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
田金珍:“他们没有表达,只是默默的藏在心里,别人不能理解他们,如果有人可以走进他们的时候,问到他们的爸爸妈妈,问到他们心里的苦,他们的眼泪就会哗啦哗啦地流下来.”
就这样,田嫂用家里卖猪的2000元钱,完成了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的电视剧,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渐渐地曾经不愿意和人交流的留守儿童开始主动地和她说话,田嫂家的院子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田金珍:“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打工.”
直到今天这个曾经靠捡垃圾为生的农村大嫂也不敢相信,自己拍摄的电视剧,会引起这样的关注.不仅如此,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当记者再次见到田嫂时,田嫂已经成了蜡乙村的妇女主任,她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全村留守儿童的问题.
田嫂说,她当上妇女主任之后,在全村做过一次调查,结果让她很吃惊,全村300多户,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有留守儿童,而且成上升趋势,不仅如此,过去仅仅无助、孤独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田金珍:“脾气非常暴躁,完全说不清楚他们,都是在奶奶的背上长大的,他们家有3个孩子.”
记者:“他的爸爸妈妈在吗?”
田金珍:“不在,都出去打工了.”
腊乙村的“守望者”
看到村里那么多父母外出打工,扔下孩子没人管,田金珍越来越担心,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几年之后,这些孩子也该走向社会了,如果他们现在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到时候他们恐怕很难适应社会的环境,于是田金珍把自己的想法拿到村委会上讨论,不久腊乙村就决定成立一个特殊的班级——自强班.
田金珍:“自强班就是自强班,我要让他们自立自强.”
距离腊乙村只有30米远处有一所小学,与全国所有的小学不同的是,全校不到130名学生中,有近70名学生是留守儿童.
腊乙村小学负责人石青艾:“看到别的学生是和家长一起来的,他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自己就会在一边悄悄的流泪,我们经常看到.”
这所学校共有4名老师,有学前班、1、2、3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天放学之后,田嫂就会在这里把这些留守儿童不分年级的组织起来,由学校的老师继续教孩子们课堂以外的知识,这个时候,老师变成了孩子们的临时妈妈.
田金珍:“每一个班安排一个妈妈,不叫老师,叫妈妈,由爱心妈妈带着那些孩子,健康地长大.”
自强班里的孩子们看起来很快乐,但是一说到自己的父母,他们流露出来的还是无尽的思念.
记者:“你还记得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吗?”
留守儿童:“不晓得了.”
记者:“你想他们吗?”
留守儿童:“想.”
留守儿童:“我想要爸爸妈妈来爱我.”
记者:“还记得他们长得什么样吗?”
留守儿童:“不知道.”
记者:“想他们吗?”
留守儿童:“不想.”
记者:“为什么不想他们?”
留守儿童:“不知道.”(哭)
小勇姐弟俩也是自强班的学生,因为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所以姐姐显得格外懂事,除了操持家务、上学以外,姐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弟弟和其他留守儿童复习功课,家里的门是她的黑板,烧的木炭是粉笔.
在黑板上记者注意到,姐姐教孩子们认的第一个词就是打工,姐姐认真教,孩子认真学.
天快黑了,姐姐带着弟弟又来到村口等着爸爸妈妈的出现,整整3年了,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这两个孩子总是这样充满期待地望着远方.
记者:“等到过爸爸妈妈回来吗?”
龙顺兰:“等不到.”
在腊乙村里,和小勇姐弟一样思念着爸爸妈妈的还有8岁的麻丽,从父母外出打工后的第一个春节开始,只要心里特别想妈妈时,她就会把一条红丝带系在家门口的树上,她告诉记者,以前每到过年时,妈妈都会给她买一条漂亮的红头绳,可是这6年来,她却再也没有见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湖南人口6700万,三分之二以上为农村人口,2006年,1455万湖南农民外出务工,占到湖南农村人口总数的33%.
湖南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目前留守儿童数量已超百万,占全省儿童总数的12.53%,而在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已达2290.45万,占全体儿童数的8.05%.
与此同时,各地也正在解决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在晋江,从2006年起,6万多名外来工子女都免交各种费用,和本地学生一样,共享义务教育资源;
在杭州,有关部门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纳入教育事业“十一五”规划,通过公办学校挖潜、扶持民工子女学校等措施,保证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均能入学;
在北京,外地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且手续齐全,可以免交借读费,此外,有关部门已批准成立5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
同时各地也在积极摸索和探寻解决留守儿童的办法,从发展当地的经济上着手,尽量缩小留守儿童的比例.
湖南省花垣县副县长龙延平:“通过工业返哺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使我们当地的农民不离开乡土,就地搞产业建设,既可抓好经济收入,达到外出务工的收入,又可以在家照顾好小孩.”
半小时观察:阻断贫穷“基因”遗传给下一代
现在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到城里讨生活,数量如此众多的人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得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每年的统计公报中,农民的收入有了稳定的增长,农民收入增加是好事,也许有人还会因此想象,进城打工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好途径.
但是,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农民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当农民工洗脚上岸、告别传统生活方式的时候,两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很可能成了这种撕裂了的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在远离父母后,这些孩子身心受到影响,教育跟不上,在父母从城市带回新衣服和学习用品的时候,这些留守儿童不但没有得到像城市孩子一样的发展机会,相反,他们很可能因为成为“问题儿童”而减少了发展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进城农民工在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的同时,很有可能把贫穷的命运传给了下一代.
我们要增加农民收入,更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城乡差别是经济问题,也是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仅仅让农民多了一点进城打工挣钱的机会,这只是“头疼医头”的一种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让农村经济发展起来,让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起来,让农民在农村就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医疗等机会,机会的平等是最重要的平等,如果农民的孩子得不到平等的发展机会,三农问题就不能说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