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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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放吾  刘放吾,原名刘继枢,1898年4月17日出生,湖南桂阳人,号不羁.
         1926年6月30日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1926年9月1日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1929年5月30日毕业.1929年9月任军校教导队学生队排长.1930年6月1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教导师特务连排长.12月1日任警卫军特务营3连连长.1931年12月1日任5军特务营3连连长.1932年2月参加了「一二八」上海抗战.1932年11月1日任税警总团4团5连连长,后升任营长.1933年9月入庐山军官训练团3期学习,同年10月毕业.1937年10月1日任税警总团干部教导队军士队少校队长.1939年3月1日任税警总团2团2营营长.1941年12月1日任新编38师113团上校团长.1942年8月至9月入印度蓝姆伽战训班学习.1943年6月1日任新编38师上校师附.1946年4月20日任新编1军干部教导队上校大队长.1946年6月1日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第12支队少将副司令.1947年9月20日该部改编为骑兵2旅,任少将副旅长.1947年12月25日任新编7军高参.1948年10月于长春投诚,后逃往台湾.1949年3月1日任陆军训练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5月5日任中央军校第4军训班军官大队少将大队长.1949年10月1日任学生总队少将总队长.1950年9月1日任军校干训总队少将总队长.1951年秋任第80军干训班上校副主任.1952年1月兼任陆军补充兵干部集训班主任.1952年9月任第80军干训班少将副主任.1952年11月初去兼职.1954年1月退役,定居洛杉机.1994年6月29日病逝洛杉机.
         刘放吾将军的后代基本定居在美国,刘放吾将军次子刘伟民先生特著书《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以纪念刘放吾将军,并将缅甸仁安羌大捷的战史内幕公布于众.刘伟民在回忆录中写到:「1942年4月20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缔造仁安羌大捷.这是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在境外第一次挫败日本军队的辉煌战役,而当年领导远征军新38师113团,以一团兵力浴血奋战、立功异域的刘放吾团长,就是我的父亲.
         1992年4月11日,洛杉矶《世界日报》登载了一条消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紧紧握住93岁高龄的中国抗日老将军刘放吾的手,再三感谢他50年前于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4月20日,仁安羌大捷50周年当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得·威尔逊致函这位将军:“我很高兴与你一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你亲历大战,且对50年前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只有热心忠诚的人,才能领军在战斗中取胜,或奋不顾身参加战斗,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身为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你曾面临解救英军、美国记者及传教士的艰苦战斗,虽然兵员损失三分之一,你及官兵仍然克敌制胜,完成任务.你的英勇,促成战役捷报.”美国洛杉矶议会议长迪恩·巴纳也于同日向这位将军致贺.
         6月10日,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里夫舍德致函这位将军:“今年是仁安羌战役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援,表达最诚挚的谢忱.”7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也致函这位老将军:“在仁安羌大捷50周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500名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而刘放吾老将军面对如此种种殊荣,却只是淡然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难,援救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刘放吾老将军对自己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致使半个世纪来承受的莫大冤屈却只字不提.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刘放吾的功绩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台湾当局在半个世纪后,给这位老将军补发了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当年驰骋于中缅印战场、获仁安羌大捷、令日本侵略军胆颤心寒的原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冒牌将军”林彦章招摇撞骗,致使这位真正的抗日英雄蒙冤多年,半个世纪后才得以真相大白.为什么这枚功勋章拖了半个世纪才到达将军之手?事情还得从缅甸仁安羌解围战说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42年1月下旬从泰国入侵缅甸,3月8日占领仰光后,便兵分三路向北追击英军.西路第33师团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方向发起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区,并协同东路和中路日军在5月下旬清除缅甸境内的英军,切断美、英援助中国军队的路线.4月14日,日军第33师团进攻仁安羌之荒本部队,击溃宾河南岸的英缅军.原田部队也夺取了沙斯瓦、东敦枝等地.
         当日下午2时,曾指挥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鉴于前线情况紧急,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予以援助.17时,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即令新编第38师第113团赴皎勃东地区增援.斯列姆将军于4月17日向刘放吾团长发出手令,请求立即驰援.刘放吾团长正是在这样危急万分的关键时刻率部驰援被围困的英缅军部队的.
         16日,日军推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部分兵力向仁安羌东北推进.17日,日军荒木部队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在正面,日军第33师团亦迎面逼近,致使英缅军第1师及坦克营1部被围困在仁安羌东北地区.日军已将英军与前哨部队的弹药、医药及粮食等隔断,且加以两道封锁,令英军无法接近水源.当时的英军司令斯列姆将军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中记述这段往事时指出,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炽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死伤严重,实际上已完全崩溃.
         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先期到达皎勃东地区的中国远征军第113团,按照英军司令史莱姆的命令,于17日进抵宾河北岸,并于18日拂晓,向该地区日军展开攻击,将其击溃.
         刘放吾将军生前曾回忆:「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战斗力很强、配备也很精良的日军第33师团……他们不但有战车和大炮,还有一队飞机.18日凌晨,我的部队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的掩护下,向宾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敌军包围了英军,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但仍持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战志,必胜信念以及炽热活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并向敌正面反复冲杀,直到午后4时,敌军伤亡惨重,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
         当晚,中国军队一面就已占领各要点彻夜固守,以防敌人反攻,一方面派小部队向当面之敌做扰乱攻击.这时,已抵前线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连夜调整了部署,令113团即刻渡河接应被围英军.19日拂晓,第113团逼近日军阵地,并于下午2时,攻克了501高地,激战至傍晚6时,收复了全部油田地区.
         自4月17日的三昼夜激战中,以1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1万余人,迫敌弃尸1200多具后向马圭逃窜.是役,刘团长救出了当时已经绝望的英缅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官兵7000多人、马1000余匹和300余辆各种车辆,还救出了被日军俘去的美籍记者和传教士500余人.他们在被中国军队解救后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军队万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仁安羌解围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域御敌首次取得辉煌战果的一次战役,并作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光辉战例而载入史册.4月20日也因此被定为“克复仁安羌解救英军日”,战功卓著的刘放吾团长也得到了表彰,由上校荣升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当年刘放吾团长在枪林弹雨下率部出生入死,解救出众多的被围盟军,立下赫赫战功.但在长期以来的历史记载中,多只提到中国远征军新38师挥师解救盟军甚少突显隶属于新38师的第113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113团团长刘放吾.而刘性情敦厚,淡泊名利,沉默寡言,也从来不提“当年勇”.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事迹开始被淡忘,并受到不应有的冷遇,甚至不得不靠卖煤球为生.1943年7月18日,他在给孙立人的信中写道:“现职家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犹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际此困难严重物价高涨数百倍之日,全家大小惟有束手待毙而已.”他虽曾数次向军方求助,竟无雪中送炭之人.
         当年刘放吾在仁安羌大捷后,随部队到达印度,即由孙立人保送到陆军大学第七期受训.抗战胜利后,他先后被委派了诸如少将参谋之类的闲职,薪水甚少,不得已做起了煤球生意,但也仅能糊口,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另外,由于孙立人在台湾以发动所谓「兵谏」而下狱,涉及孙将军的一些史料多被销毁或刻意被隐匿.一直跟随孙立人将军的刘放吾将军显然也受到了冷遇、排挤和打击,连一枚应得的奖章也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留在身边的,只是一纸发黄的奖章执照而已.谁也没想到这倒反被“冒牌将军”林彦章钻了空子.这个骗子,经过精心策划、巧妙包装后,把自己打扮成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出英军炮兵团长菲士廷的恩人,而且骗取了时任驻香港英军司令菲士廷的信任.他到处招摇撞骗,捞取大量钱财,直至 1963年8月东窗事发,林彦章在香港被捕才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1963年10月10日,中央军校第14期毕业、于远征印缅各役追随孙立人的方宁,在香港出版《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提及“冒牌将军”故事.他指出,“新38军师团长级以上的长官姓名中,固然无‘冒牌将军’某某人,即香港报道所载‘林国章’团长云云,在全师的营连长中亦无此名”.那么,真将军又是谁呢?10月18日,《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报》刊出刘放吾将军专访,至此真假将军的谜底终于揭晓.骗子林彦章的假面具终于被彻底揭穿:他是广东高要县乐隆区马鞍乡人,所受教育不多,是个粗人.1934年左右在高要县念过初中,不久在当地自卫队当队员,两年后升为小队长,开始了军旅生涯.高要县失守后,便逃至广西柳州,以贩卖衣物为业.柳州沦陷后,1944年跑至云南.在混迹昆明期间,他结交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新1军的吴待旦团长(华侨义务团团长),他曾经说过为英军菲士廷解围的故事.说者本无他意,听者却别有用心.于是,林便在香港冒充起“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别人对他也深信不疑,直至他被捕为止.实际情况是,据吴待旦说,在昆明时确曾见过林彦章,至于救菲士廷事不得而知,所谓援救菲士廷之具体细节,纯系林个人杜撰.
         一些当事人在写回忆录时,因事过境迁难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有些史学工作者照抄他人书上的错误记载往往也会产生以讹传讹的情况.前贵阳《中央日报》战地记者、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戴广德先生认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他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书中把第113团团长写成孙继光是错的.
         时任史迪威将军联络官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的王楚英先生,是缅甸战役的见证人,他也指出,“刘放吾将军1942年4月17日至20日参加仁安羌之战时为中国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团长,这是铁的事实.”孙立人去台后被蒋氏父子制造的冤案下狱,因孙将军被软禁而有关其史料多被销毁或被刻意隐匿,其中有些史实被歪曲后以讹传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确系刘放吾,而不是孙继光,更不是“冒牌将军”林彦章.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1995年以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等书中,都记载有中国远征军第113团团长刘放吾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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