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不能讲'孝'，而应该讲'忠'，汉人常常说‘精忠报国’，有的所谓‘国学大师’实在不敢恭维对汉文明的了解，比如所谓‘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不伦不类。‘国学界’一部分汉人没能真正理解汉文明，还有很大部分是满清鞑子，他们是不可能让大家知道汉文明思维，把满清篡改汉文明而成的《四库全书》瞎搞一通，把奴化思维传给汉人。企业是社会层次，社会统一于国家，故属于国家层次，即‘忠’。我们说‘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职，‘忠言逆耳’，就是对自己所在位的一种自我的监守，这个也就是企业人事第一要义，一个连‘位’都不能守的，技能再强也没有用，内部就混乱，因为常常有人越位做事情，长期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常常出问题，错误越积累越多，越难改变，特别是船大调头越难，整个机体不是变的高效轻快，而是拖沓沉重，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实现对外开拓盈利，故是第一要义。第二要义是技能基础，比如做手机技术的要精通相关技术，精进创造，也就是所谓‘七十二行各正性命’，通俗的说，你在哪个位置上做就要在这个位置上成为专家，你在哪一行干就该成为哪一行行家，因为这个就是你的性命，你是女人这个位置就要做好女人，你是男人这个位置就要做好男人，而不是不男不女，这个也就是在其位的性命，是个文员，是个仓库管理就要在这个位置上干的精通最终让所在环节能顺利流通为追求，这个就是你的职业道德。
建立起‘人事’的是非标准：
（1）忠诚 ——必选项因为‘万物各守其位’，精忠于其所在职位。
（2）职业技能基础——根据实际情况，依据是‘万物各正性命’。
企业人事的标准，来源于汉文明之天地万物皆有秩序，《易经·辞系》：‘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万物因各守其位，乃忠，因各正性命，乃能——贤能乃生，就会保证整体有秩序，运行于天地之间，而不被淘汰，否者就是死。
汉文明模式‘家-国-天下’，汉文明思想‘在家为孝，在国为忠，在天下为道德'。在家这个层次不靠‘孝’，这个家是团结不起来的，建立不起家的家文秩序，家的事业就不能延续下去；在国这个层次包括社会各行各业不靠‘忠’，是无法建立起国家社会人文秩序的，国家社会的事业就无法延续下去；在天下这个层次，各个族类，各个国家不讲道德，就会面临战争，掠夺，杀戮涂炭，弱小被欺负，象动物之间一样的行为，建立不起世界和平的人文秩序。
做事业，做事情周围一定要围绕的是忠诚的君子，君子做事情忠实，而这正是你的事业所需要的，可能有时候并不一定能讨你喜欢，但是确实是在助你推动自己的事业，他在时刻执行自己的忠于职守而已。小人围绕在你周围，表面看对你唯唯诺诺的，一味对你巴结的笑，当你快掉进悬崖的时候，他还在笑，等你掉到悬崖死了，他也在笑，小人起不到警醒你的作用，只有忠实的人才不忘记在关键时刻警醒你。小人是人格上的小丑，对你的事业无任何助推作用，相反还可能对事业造成潜在危害。所以，真正做事情，做事业的人其周围的合作伙伴或协助自己一起奋斗的人一定忠信。
执行力在于如何调动起一群人，如何建立起高效的内部环节流通。执行力的源泉有两个：（1）物质诱发性性激励（2）文化精神的自发性激励。历史上野蛮游牧部落有时候战斗力很强，有人说这个是野蛮人的团结，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野蛮人是不懂得团结的，‘团结’是文化精神的自发性，野蛮人连战斗都是学文明人的。野蛮人之所以战斗力强在于'利'的驱使，这就如同你扔个包子到一个地方，一群狗沿着一条直线冲了过去，冲锋力确实很强，也很整齐划一，但这能说是团结吗？游牧部落因为懒，所以，以抢劫为生，对于肥美的中土大地，就如同一群野狗看一只肥美的包子，所以，都疯狂般的冲了过去。一个强盗头子对手下说，‘前面就是金矿，大家冲过去抢，成功后，财宝和女人大家分’，于是，一大群强盗乌拉啦的挥着刀跟着头子冲过去了。但对于文明人来说，你扔个包子在那里，未必就有人冲上去，因为文明人需要更高的调动条件，这个就告诉企业家们‘眼前利’的激励是最低级的驱动力，物质激励只能管一时而形成推动力，而且极不稳定，比如在一个企业里，某人要一个文员帮他抄一篇报告，虽然说抄东西也是文员的职责范围，但真正执行起来有时候很拖沓，于是这个人对那个文员说：‘我给你一个糖，你帮我把这个搞定下’，那个文员欣然答应了，很快就完成，如果不是给这个糖的激励，可能半天也搞不出来。有时候你去逼迫，对员工心理上又形成了压力，员工做起来感觉好象是被人监控一样，做牢房的感觉，浑身不自然，对公司来说，反而不能建立起公司的秩序，背道而驰，所以，最好的方式能让员工自发的产生一种对工作的忠职，对员工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发更轻松更自然更有动力的了，对公司来说，员工的自发行为也会自然而然的建立起公司的秩序，执行力问题自然就化解了，公司不必浪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资源放到这种秩序建立上，最后的结果却是建立不起来秩序。而且你看过历史上哪个游牧部落一直都强盛不衰的，都是突然强了一下，很快又熄灭了，熄灭的连灰都找不到了，这肯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成功学就是诱发性物质激励，不仅走向了极端，也走向了谎言，以名利为诱导，如果你没有“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以“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 、“三十五岁以前退休”作为诱饵，传销的诱发激励机制也是这样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诱发性物质激励有个特征就是（1）快速获得利益（2）利益越多越诱惑。
一个企业所需的持久稳定推动力还是在于‘文化精神’来维持，弥补了物质诱发性执行力在长期上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这种自发性执行力来源于人的内在，是非常强大的，是企业执行力的主要源泉。正如你给钱让人救孩子的利益驱使，而中国父母一旦对后代责任心来了的时候，救孩子是不惜自身安危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这种自发性潜力是无限的，也是持久的。以下我们将谈到如何调动文明的中国人，这个也是如何做到企业执行力的源泉。
‘忠’是中国人执行力精神源泉，‘义’和‘忠’是一个杠杆，故中国人的伦理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是‘君义臣忠’，也有称为‘君义臣行’，这个也就是一个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人文关系，就是说君领导的事业一定是有道义的，比如是保民的事业，为了天下太平的事业，臣就会忠诚辅佐君把这个事业干好。文士抬棺材叫死谏，武士马革裹尸还的叫死战，都是忠职的表现。很早的时候，‘忠’分为‘忠主’和‘忠义’两种人文，后来，我们华夏人觉得‘忠主’不是很好，留传下来的是‘忠义’，就是为义而尽忠。日本人的‘忠’的精神，来源于中国，但是在日本人那里仅仅保留了‘忠主’，就是跟随的人他的事业不管是什么，他都会去辅佐执行，比如日军屠杀中国人拿活人做人体实验，他们是没有罪恶感的，为什么没罪恶感，因为在他们的信念里，他们是为他们的‘天犬’效忠，为‘天犬’战死。而在中国如果是不义的事业，跟随者是不会去为其尽忠的。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日本人的‘死士’精神是是‘忠主’或‘死主’的精神，中国人的‘死士’精神是‘死义’或‘忠义’的精神，这个就是汉民族祖先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什么岳飞的母亲给岳飞刺字‘精忠报国’，这是一个普通的汉人母亲都会明白国家的兴盛和危亡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报效国家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王道的事业正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让人民的安居乐业的生活，使得天下太平，让文明延续，让百姓生生不息.....对于这种神圣的事业，每一个人都会支援而勤王，这是一个普通母亲的义举。如果一个公司是靠卖毒品，卖人口，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等不义的事情，那谁还去协助推动这种‘事业’，这就违背了‘忠义之道’。做企业的人当前不管有没有盈利，有没有能力为员工带来好的福利，都不能背上不义的名声，否者这个企业是做不下去的，即便你此时是多么的强盛，长此下去，衰败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商人求利，但不违义，义有大义，乃整个天下，国家民族之义，小义是周围人群之义。大义激发大忠，小义激发小忠。中国企业家如果有着为民族产业崛起的意志精神，表现出的大义，能让员工大忠，企业家对员工之小义，能让员工小忠。如果大家都为民族产业崛起而奋斗，即便是白手也可起家，为国效力，做大做强，这个就是汉民族的忠义精神，也是最大的企业驱动力。这个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商业伦理是‘以义制利’，靠‘义’来引导商业的运转，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将逐利作为其天性。
汉民族精神的恢复，必然人化到企业里，企业必然出现高效率的执行力，而观众多企业天天‘执行力’的口号，长篇累赘的宣讲，既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时间精力，效果反而流于形式。唯有‘汉民族忠义之道’才能调动起中国人的执行力，从而推动民族企业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