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处不远有一条路,车很少,路很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靠路北停了一排货车;再过一段时间,路南也停了一排,只剩下中间一个窄道勉强通行.遇到对面也有车来,双方又谁都不肯让,就发生堵塞.亲眼看着这条路由通衢到停车场的变化,有点感慨.有一次就想,为什么没有人在中间也停一排?这样大家都走不了,看警察管不管?想到这里,脑子里突然一亮: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模型啊,很多深奥的道理,在这里变得一目了然.
1.公共利益被蚕食是公众纵容的结果
在这个占道模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面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众一致采取了宽容态度.从第一辆车开始停放,直到两侧被停满,没有一个人会抗议、阻止.尽管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大家都只想怎样尽快通过这里,“过得去就行啦”,谁如果停下来批评占道停车者,大家会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于是,只要警察不来管,这些占道停车就不会遇到任何麻烦.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其它比较隐蔽的场合,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一定更加普遍,各种形式的“占道”一定更加缺乏监督.一个局长提拔自己的情人当处长,一个厂长指示采购员订购自己亲属经营的产品,一个院长授意法官照顾某位当事人,一个行长要求信贷员违规放贷,这些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在发生的违章、违法行为,它遭遇抵制、阻止的可能性有多大?通过占道模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即使它的违法性路人皆知,也不会有任何人出面制止,理论上“来自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实际生活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侵占公共利益行为积重难返之后,就成为社会腐败现象.腐败其实与占道一样,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纵容态度,是重要的催化剂.
2.不分善恶,只讲利害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众为什么会纵容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因为这对于自己是最合算的.中国有古训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但这只是说给别人听,而不是用来指导自己行为的.拿占道模型来看,停车一方,省钱省事,这明显是利;而在过路一方,出面纠正占道,轻则耽误自己的时间,重则可能挨揍,这明显是害.利害相权,当然趋利而避害.所以,明明知道侵占公共道路是恶,与恶作斗争是善,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恶”,也没有人愿意坚持“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中国人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最基本的国情.
台湾学者龙应台女士有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中列举了许多违反公德的行为,她惊异的不是那些行为本身,而是大众对这些行为的麻木.她认为如果大家一起发出愤怒的吼声,那些缺德行为就无法存在.这在理论上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如果”基本上没有发生的可能.我不知道龙女士看到《动物世界》中一头狮子敢在庞大斑马群中捕食的场面,会不会质问“斑马,你为什么不反抗”?事实上,如果斑马们一起反抗,再强悍的狮子也不可能得逞.可是,斑马世代遗传的智慧告诉它,反抗狮子是愚蠢的,逃避才是最合算的,团结对敌的情形永远不会出现.狮子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肆无忌惮.中国老百姓就是一个大斑马群,几千年的生存竞争使得大众都懂得了不能按善恶标准来行动,要想在这个社会获得安全,进而获得利益,必须精于“利害”的计算.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高级动物世界.要么变成狮子,要么与狮子搞好关系,否则就只好逃避,斑马们没有别的选择.
3.“过得去”是底线,把路堵死就会引发总清算
从占道模型来看,侵占公共利益一方必须掌握好一个分寸,就是不能把路彻底堵死.堵死了,其它人彻底过不去,容忍度降低为零,矛盾马上激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占道停车,都要给过往车辆留出一个通道,这并不是占道的人有公德心,而是不留通道,自己的利益也就结束了.但问题在于,占道的这个群体很难理性地实行自我约束,已经占到位置的希望就此保持现状,而没有占到的,还要拼命插一脚进来,把路彻底封死的结局是必然的.然后就是冲突、清理,恢复原始秩序;之后就又开始一轮新的蚕食.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到分裂、和平到战乱,具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总的规律,都是统治阶层在江山坐稳后,竞相蚕食公共利益,不断挤压大众的生存空间,导致多数人“过不去”,打破了老百姓的底线,一次总爆发、总清算就在所难免.一旦这种总清算到来,就不再是以“过得去”为目的,不但要清除把路堵死的那辆车,还要赶走所有占道甚至没有占道的车,推翻砸烂、放火焚烧之类极端行为就都不可避免.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各种暴烈行动的总汇演.中国几千年间这种周期性的总清算发生了不下几十次,黄炎培先生看到了这种周期性,对毛泽东感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老先生没有看到,蚕食大众利益,一寸一寸地堵死大多数人的路,从圣明君主的太平盛世就已经开始,只不过承受总清算后果的,是他们的倒霉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其“亡”不“忽”,“亡”早就寓在“兴”中.
从微观层面看,占道模型也很有价值.前边我们已经论证,现实生活中各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如同占道停车一样,通常不会遇到阻碍,但前提也是让别人过得去.如果他做得太过分,有人过不去,他就有可能被掀翻.许多贪官落马,并不是因为贪污,也不是因为他贪污的数额最大或运气最差,而是因为他把别人的路堵死了.西安体育彩票案,特等奖四辆宝马车已经有三辆落入了主办人的口袋,只有一辆侥幸被彩民抽中,主办者不甘心,这一辆也要拿回来,为此不惜给中奖者刘亮扣上造假的黑锅,楞小子刘亮无路可走,爬上了广告牌以死相胁,一个惊天大骗局由此穿帮.如果当时主办人能让刘亮“过得去”,自己现在就不会在牢里啃窝头,而是继续他那火红的体彩事业.这一案落马的贪官都觉得委屈,因为许多大老虎都安然无事.他们不明白,人家占的是大路,并排放三辆大巴别人还过得去;你堵了洗手间的门,放一辆自行车别人也不答应,仅此而已.
4.公共财富由政府照管是靠不住的
占道模型中,警察代表政府(广义上的)职能.纠正占道,不可能指望群众,只能靠警察,由此我们不难引申出维护社会正义,只能靠政府的结论.如果司法机关不能严明执法,单靠给群众“普法”,永远不能实现秩序;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无论怎样提倡见义勇为、群防群治也无济于事.政府掌握了全部社会管理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而它的素质和运作状态,直接决定着社会的面貌.令人遗憾的是,从占道模型来看,我们的政府明显不称职.一个连占道都纠正不了的政府,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它在其它我们看不到的领域里,是在廉洁而高效地运作?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国有土地的轻易流失,县乡财政的普遍破产,江河湖海的严重污染,都印证了占道模型所反映的情况是准确的.情况就是如此严峻:中国社会中巨大的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人民只能拜托政府来看管,但政府显然不能胜任,面对各种形式的蚕食甚至鲸吞,基本上束手无策.目前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还能维持,是因为大家还“过得去”,而我们知道形形色色的占道者是不可能理性的实行自我约束的,蚕食鲸吞行为总是日趋疯狂和变本加厉的,一旦到了路被堵死,多数人过不去的程度,脆弱的平衡就被打破,大的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
5.根本的解决之道
占道模型给我们揭示出一个中国特色的难题:公共的利益每个人都想咬一口,而维护公共利益的事情每个人都不愿意出头;有权的管理者不称职,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对不称职的管理者又奈何不得.能解开这个难题,基本上就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
我们不妨还拿占道模型来看:如果这条路不是公路而是私家路,还有没有这么多车拿它做停车场?想占便宜的人总会有的,但路的所有者会不会听之任之?显然,公共财产实际上的无主状态,是它屡遭侵害的根本原因.那么,解决的第一条根本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把一切无主财产,都转化成有主财产.财产有了主人,它的安全问题自有人操心.
管路的警察,之所以敢玩忽职守,是因为他的大盖帽并不掌握在过路群众的手上,而是掌握在他的局长、队长手上.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对过路的群众负责还是对自己的局长、队长负责,哪怕素质再低,他也不会弄错.如果我们能改变一下这个机制,变成由过路司机决定他的考核成绩,如果出现占道堵路,包括他的局长、队长,统统下岗,第二天占道的车就一定会全部消失.这就是另一条根本方法:把任命政府改为票选政府,使政府由现在的对上级负责改变为对选民负责.
即使在目前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如果有一天某条占道严重的路被电视或者报纸曝了一个光,第二天路上就干干净净了.这就是阳光的作用,监督的作用.腐败、霉变都发生在黑暗的地方,如果舆论监督再开放一点,透明度再提高一点,这个社会就会更清新更和谐一点.所以,第三条根本的办法是:打开黑箱,一切在阳光下操作,任何台下交易,都以谋私论处.
以上三条,早已被先进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治国验方.然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些东西总要有人去落实.靠谁?还是得靠政府.谁要说靠人民能解决问题,那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无组织的民众,连占道停车都纠正不了,如何能改造社会?人民能做的,就是支持、批评、改造、监督政府.要在尽量避免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改造中国,一个强大、高效、廉洁,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也是占道模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