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开创核心技术的策略

民族工业技术现状与策略

一种产品中，其设计，构造，生产工艺等中一些比较关键技术，我们称之产业核心技术，既然是关键技术，必然是少部分企业能掌握，或者是该企业的独门技术，换作其他一般企业就制造不出来。比如某外企的液晶电视具有‘第二代超解像’及‘智能全感系统’的独门掌握的关键技术。而你象一个普通的电筒，一般的企业都会生产，个人喜好随便也做就搞出来了，这就不存在关键技术问题，都是大众技术。

产业核心技术的产生离不开基础技术理论的实验性突破。基础技术理论的实验性突破不是在企业完成的，而是在从事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是实验室，研究所完成的。基础技术理论的实验性突破会迅速受到一些企业的关注，企业将其引入到企业产业技术上实现产业化运用。有的技术技术理论实验的结果可能给企业带来核心技术，甚至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产业。我们以液晶显示技术为例：西元1888年，奥地利一个叫莱尼兹的人无意中发现的一种特殊的混合物质，它在浑浊状态下处于固态和液态之间，即具有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的双重特性，对这种有趣的物质，叫液态的晶体。西元1963年，美国一家公司叫威谦的人将电场加到液晶上，发现液晶竟然产生了偏转现象，同时看到光线射人到液晶中也会产生折射，后来，他就把这种现象发布出去了，到西元1968年，另一家感兴趣的公司的Heil振荡器开发部门利用这种现象，开发出了全球首台利用液晶特性形成画面的屏幕。1973年，英国一所大学的一个教授尝试到可以用联苯来制作液晶显示器，被敏锐的日本的惠普公司购买后，为日本惠普公司在它的EL—8025电子计算机用了这样的屏幕，后续日本产业界开始大力研究产业化技术，包括日本的大学，研究所研究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实验，与日本产业界互动，终于让日本液晶显示产业技术遥遥领先，至今也掌握着该行业的核心技术，前沿的技术。我们再以英特尔的工程师发明微处理器为例：西元1971，英特尔的一个日本客户希望英特尔帮助他们设计和生产八种专用集成电路芯片，用于实现桌面计算器，英特尔的一个名叫特德· 霍夫的工程师仔细分析了日本同行的设计，他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能用一块通用的芯片加上程序来实现几块芯片的功能呢？当需要某种功能时，只需要把实现该功能的一段程序代码加载到通用芯片上，其功能与专用芯片会完全一样。这就产生了第一个4004CPU，英特尔成立的那一年，公司销售收入只有3000美元，到了8080芯片推出的1974年，收入剧增到1亿多美元，成为英特尔的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相对不足，二战后也是一片烂，对日本人来说如果关起门来搞建设，别说强国富民，短期内想恢复元气都很难。日本政府在困境之中，找到了一条生路———贸易立国：进口原料，出口产品，靠赚取两者之间的价差，求生存、谋发展。可是，要把产品打出去，并不是件容易事。西方国家的市场，又是美国货横行天下。而且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断了日本的对外技术交流，日本国内的民用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很难拿出像样的产品。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实现贸易立国，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引进来，边学边干，借脑生财。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在科技发展方面，一直推行吸收加改进的“收获型”战略。这一战略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科学”“大技术”。基础理论研究、尖端技术开发，日本人无心为之，原因很简单，周期长、见效慢、投入多、风险大，不如让给西方人去搞。但对实用技术，特别是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日本人却不放过。1950—1972年间，日本引进技术的代价是36亿美元，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科研经费的1％，但它的实际价值，却是引进费的55倍。到60年代末，日本与欧美的技术差距已基本消除，在钢铁、汽车、家电、机器人等产业，日本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 “收获型”战略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技术的商业价值，在离产品最近的地方下功夫。半导体技术本是在美国发明，美国用它造飞船、造导弹，日本人却把它制成电子表，进军瑞士手表市场，做成傻瓜相机，挤占德国相机市场；美国的太阳能技术刚刚走出实验室，日本人便生产出太阳能计算机，并很快风靡全世界……日本企业界戏称，这些技术是“美国开花，日本结果”，得来全不费功夫。日本人信奉“综合就是创新”，对国外技术不是照搬照抄，简单摹仿，而是博采众长，结合日本实际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特色。本田公司是日本的著名企业，靠生产摩托车起家。1952年公司组成考察组，走遍主要发达国家，花了几百万美元，搞到几十种最新发动机样机，回国后经过数百次试验，造出世界最好的发动机。3年后，本田摩托就占领了国际市场。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引进了300多项新技术，他开发的电视机，每个零件技术都是人家的，甚至连线路图也是买来的。尽管每卖出一台电视，要交付专利费用1000多日元，但带来的收益却是专利费的上百倍。 “收获型”科技发展战略，使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赶上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但到了70年代中期，这条路却走到了尽头。日本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同欧美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长期重引进、轻研究，重应用、轻基础，日本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科研体系，科技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强烈的危机感促使政府调整思路，决定重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新战略，建立完善的科研体制，形成自主开发尖端技术的能力。自80年代开始，日本的科研、教育投资连续多年超过美国。日本政府专门设置科学技术厅，组建国家基础研究中心，建立产、学、研官民一体化的科研体制，鼓励企业设立研究机构，自主开发新产品。通产省还颁布优惠政策，对各公司推出的创新产品，可以得到研究费用25％的减税待遇。应该说，这些新的科技政策，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8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出口，比10年前增加了9．6倍，其中尖端技术产品所占比重1989年达到32．1％，超过欧美所有发达国家。尽管日本的经济规模只及美国的一半，但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已超过美国，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17％的份额。90年代初，日本每年获专利34万件，占全世界的1／4，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

以上就是基础性理论技术在产业化后迅速转换为企业的核心关键技术，也就造就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国外企业的理论技术研究，主要在企业工业实验室和一些大学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

中国的私人企业很弱小，从财力，人力上就无法承担起供养工业实验室的能力，工业实验室从基础科学理论入手，进而摸索出推动技术创新的机会。如摩根家族所属朗讯公司下辖贝尔实验室是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仿真语言、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等许多重要发明。贝尔实验室分为三大块：基础研究，系统工程和应用开发。在基础研究方面主要从事电信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编程理论。系统工程主要研究构成电信网络的高度复杂系统。开发部门是贝尔实验室最大的部门，负责设计构成贝尔系统电信网络的设备和软件。贝尔实验室的研发分三个阶段：一个是贝尔实验室自己发明或是创新，还有一个是自己产品的演进及更新，另一个是到外面通过并购吸收新技术、新产品。并且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大学等合作形成联合实验室，在中国成立实验室分部，起初是发现有些产品在中国卖不合适，就成立很多合资公司，并且吸引中国国内人才为其作研究。1995年贝尔实验室科研预算达37．18亿美元（而贝尔实验室所属的AT＆T公司年营业收入达796亿美元），这对中国私人企业来说，甚至国营企业来说都是很惊人的。IBM研究实验室主要分为基础科学和对实际应用有益的新思想，研究部下属四个研究中心：在美国纽约的Thomas J.Watson研究中心。从事计算机科学、输入/输出技术、生产性研究数学、物理学、记忆和逻辑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物理学包括：凝聚态物理、超微结构、材料科学、显微技术、表面物理、激光物理以至天文学和基本粒子。在美国加州的Almaden研究中心。除了计算机科学以外，还进行高温超导、等离子体、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同步辐射等研究。瑞士Zurich研究中心。重点是激光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半导体激光器、光学储存、光电材料、分子束外延、高温超导、超显微技术等方面，还进行信息处理等计算机科学研究。日本东京研究中心。内分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新技术研究所和东京科学中心，主要是结合计算机的生产和革新进行研究。以上是美国的两个有名的实验室，是基础理论研究，技术应用于一体，还有象微软实验室主要做纯技术研究，不做基础科学研究。欧洲的如飞利浦研究院主要也是从事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日本的一些工业实验室也是主要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他们的研发投入都是上亿。